刑事審判參考（2019.12 總第118輯）
姜某受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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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判理由
本案涉及新類型受賄方式，一審審理中最大的爭議焦點是被告人姜某收受顧某28 250萬元行為的定性問題。姜某單筆收受賄賂人民幣8 250萬元是在土地置換和轉讓過程中獲取，且系由請托人投資，以“合作”開辦公司的方式掩人耳目。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姜某明知蘇州某地塊政府已決定收回，仍協(xié)助顧某2辦下土地證，指使顧某2虛構港商參與合作開發(fā)，并寫信反映問題，姜某為其修改信件，簽署同意置換意見，多次要求有關部門盡快進行土地置換，積極為顧某2謀取利益。顧某2通過姜某的幫助，使得原本被取消的土地項目得以置換，并且獲得巨額利益，為感謝姜某，提出給予姜某8250萬元，姜某表示同意。為掩人耳目，姜某、姜某之子與顧某2商定通過開辦公司來接收賄賂款8250萬元，由姜某之子對公司進行控制和管理。雖然公司名義上的股權屬于顧某2、俞某某，但該二人名下的公司資金為姜某、姜某之子實際掌控，并動用2575.5萬元投資“春申湖”房地產項目，其收受8520萬元的行為，主觀上具有收受賄賂的故意，客觀上實際收受并控制了賄賂款項，收受賄賂的行為已經完成，符合刑法認定犯罪的實質要件。人民法院依法認定姜某收受8520萬元的行為構成受賄罪是正確的。
【編后語】
21世紀初期，全國房地產項目曙光初露，市場經濟蓬勃發(fā)展，在土地供應轉軌以及城市高速發(fā)展形成的巨大權力場中，公權的過度集中及有效監(jiān)督的缺位，導致了巨額尋租的發(fā)生，也催生了各類新型受賄方式，如借助房地產市場、股票、證券、期貨交易、合資、合作經營等方式收受賄賂。新型受賄形式具有專業(yè)性、復雜性、隱秘性、巨額性和新穎性。有鑒于此，在姜某受賄案一審審理期間，中共中央紀委出臺了《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稱“八項禁令”）（2007年6月9日印發(fā)），嚴格禁止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嚴格禁止以收受請托人干股的方式受賄；嚴格禁止以由請托人投資，“合作”開辦公司或者進行其他合作投資的方式收受賄賂等。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稱“十條意見”），明確將十種行為認定為受賄，納入受賄罪的打擊范圍。其中第三條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由請托人投資，“合作”開辦公司或者進行其他“合作”投資的，以受賄論處。
本案中，被告人姜某以收受賄賂8250萬元創(chuàng)下新中國成立以來單筆受賄“最新紀錄”，以其為代表的一系列新類型受賄往往涉案數額巨大、涉案人數較多、親屬人情關系網復雜、受賄行為隱秘，給國有資產和公共財產帶來巨大損失，嚴重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同時，職務犯罪法律法規(guī)的空白與滯后也加大了案件辦理難度和反腐工作壓力。在改革開放歷史轉型的“陣痛期”，以姜某為代表的新型受賄案直接催生了“八項禁令”和“十條意見”的出臺，是新中國立足司法審判實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和法治體系的體現(xiàn)，是新中國改革實踐的重要內容，也是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改革發(fā)展的進程相適應。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應繼續(xù)從司法審判實踐中汲取智慧，進一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完善和發(f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