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25.10第144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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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9號]張某榮、張某增被訴合同詐騙案-合同詐騙罪中騙取行為與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以及基于同一事實引發(fā)刑民交叉程序沖突的處置
二、主要問題
(1)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中的騙取行為與非法占有目的?
(2)如何處理經(jīng)濟合同糾紛中基于同一事實引起的刑民兩種訴訟程序選擇沖突問題?
三、裁判理由
( 一 )合同詐騙罪的騙取行為與非法占有目的的分析
詐騙類犯罪與民事欺詐均具有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讓對方產(chǎn)生錯誤認識而作出處分行為的客觀表象，即行為人都實施了欺騙行為。這導致判定行為人是構成刑事詐騙類犯罪還是民事欺詐，成了一個司法難題。 具體到本案，被告人張某榮、張某增的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的主要爭議在于： 一是被告人是否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騙取行為；二是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
1. 合同詐騙罪的騙取行為認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guī)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 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構成合同詐騙罪，同時列舉 了五種情形：(1)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2)以 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jù)或者其他虛假的產(chǎn)權證明作擔保的；(3)沒有 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 當事人繼續(xù)簽訂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 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chǎn)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合同詐騙行為的實質(zhì)是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隱瞞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掩飾不履行合同的意思，使對方產(chǎn)生錯誤認識，進而作出交付或處分財產(chǎn)或財產(chǎn)性利益的行為，遭受財產(chǎn)損失。反之，行為人實施的欺騙行為不影響合同相對方的判斷，未使合同相對方因此作出錯誤處分的，則不能認定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騙取行為。另外，合同詐騙的欺詐行為應針對合同簽訂、履約過程的關鍵事實部分，對細枝末節(jié)的隱瞞通常不在此列。
就本案而言，公訴機關指控及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張某榮、張某增構成合同詐騙罪中的騙取的理由是，二人與乙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合作協(xié)議》和《戰(zhàn)略合作(購銷)協(xié)議》時，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造成丙公司及張某榮、張某增拖欠乙公司的貨款無法償還。二審法院審理查明， 雖然甲公司在2013年簽訂《股權轉讓合作協(xié)議》時提供的資產(chǎn)負債表不 能準確反映公司的資產(chǎn)狀況，但協(xié)議約定，股權轉讓前的債權債務由張 某榮負責處理，乙公司不承擔責任，清單中未列明的債權債務也由張某 榮負責和處理?？梢?，乙公司對甲公司的資產(chǎn)及負債狀況的審查持放任 態(tài)度。而“授信”系乙公司的丁分公司幫助丙公司完成申請的，沒有證 據(jù)證實丙公司在簽署《戰(zhàn)略合作(購銷)協(xié)議》、申請“授信”經(jīng)營的 過程中提供了虛假材料或隱瞞事實。因此，雖然張某榮、張某增有虛構 部分事實的行為，但并未讓合同相對方乙公司產(chǎn)生錯誤認識，不足以影響乙公司的判斷，因而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騙取。
2. 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認定
區(qū)分詐騙類犯罪與民事欺詐的關鍵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如果以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為目的則構成詐騙類犯罪，如果以締結合同、建立或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等為目的，則應認定為民事欺詐。 而非法占有目的系犯罪主觀方面，僅僅依靠言詞證據(jù)難以準確判斷，需要結合全案證據(jù)綜合認定?！度珖ㄔ簩徖斫鹑诜缸锇讣ぷ髯剷o 要》(法〔2001〕8號)明確，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jù)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jù)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并且列出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幾種情形。我們認為，司法實踐中，應當以實際履行能力作為基本出發(fā)點，結合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積極行為、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造成損失的原因、對合同標的物處理情況等 方面進行綜合判斷。
就本案而言，具體分析如下。
(1)根據(jù)低價銷售進購藥品的行為不能推定張某榮、張某增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審判決認定，丙公司及張某榮、張某增履行合同的方式 明顯不當，依據(jù)丙公司以低于進價的方式銷售從乙公司進購的藥品，認 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審法院經(jīng)審理查明，丙公司確有低價銷售 進購乙公司的藥品行為，但具體低價銷售藥品的數(shù)額及占全部進貨藥品 數(shù)額的比例不清，而乙公司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專項審計報告顯示 丙公司銷售乙公司的藥品是盈利的，即整體上不可能低于進價銷售。張 某榮和張某增到案后均未供認其在簽訂《戰(zhàn)略合作(購銷)協(xié)議》時具 有非法占有目的，辯稱低價銷售行為是藥品市場的慣例，因乙公司不允 許退換貨，根據(jù)藥品的保質(zhì)期和市場反應等因素不得不低價銷售部分藥 品。該辯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僅憑丙公司的低價銷售行為不能認定 張某榮、張某增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根據(jù)用銷售貨款償還公司股權變更前債務的行為不能推定張某榮、張某增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審判決認定，張某榮和張某增將丙公 司藥品銷售款用于償還甲公司的欠款，即從合同標的物去向方面認定其 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審法院經(jīng)審理查明，甲公司在將股權轉讓給乙 公司、名稱變更為丙公司前存在大量債務，甲公司股權轉讓后，張某榮、 張某增用從乙公司進購的藥品銷售款償還了公司前期的債務，從而導致 無法支付乙公司的藥品進貨款。雖然甲公司與乙公司在簽訂《股權轉讓合作協(xié)議》時約定股權轉讓前的債務由張某榮負責和處理，但該約定系 股東間的內(nèi)部行為，不具有對外效力。甲公司名稱和股權結構發(fā)生變更 后，變更前的債權、債務由變更后的公司承繼，即丙公司仍需對甲公司 的債務承擔責任。故張某榮和張某增的上述行為雖然違反股東內(nèi)部約定， 但不能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從履約能力、違約后的表現(xiàn)、標的物去向等方面分析，不能推定張某榮、張某增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雖然張某榮、張某增及甲公司存在大量債務，但該公司有實際資產(chǎn)和較為完善的經(jīng)營網(wǎng)絡，且張某榮、 張某增還有其他經(jīng)營實體，丙公司在與乙公司合作期間有實際經(jīng)營行為。 盡管前期沒有乙公司的“授信”,但丙公司一直正常履約，故認定丙公司 沒有實際履約能力的證據(jù)明顯不足。乙公司是丙公司的參股公司，丙公 司的董事長是乙公司委派的，“授信”是乙公司的丁分公司幫助丙公司申 請的，符合商業(yè)經(jīng)營模式，故不能認定“授信”系張某榮、張某增及丙 公司誘騙對方繼續(xù)簽訂和履行合同。丙公司拖欠貨款后，張某榮給乙公 司出具材料承認欠款，并將其在丙公司的股份全部轉讓給乙公司，可見 張某榮、張某增處理糾紛的態(tài)度積極，沒有躲避債務的行為。另外，本 案亦無證據(jù)證實張某榮、張某增有揮霍、隱匿財產(chǎn)等其他常規(guī)詐騙犯罪 的表現(xiàn)行為，故也不能由此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綜上所述，根據(jù)本案現(xiàn)有證據(jù)不能認定張某榮、張某增有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主觀上也不能推定二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故認定二人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
(二)如何處理經(jīng)濟合同糾紛中基于同一事實引起的刑民兩種訴訟程序選擇沖突問題
本案審判過程中還引發(fā)一個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的訴訟程序選擇沖 突問題，即在發(fā)生經(jīng)濟合同糾紛后，行為人出于不同目的，往往會有意 選擇刑事或民事某一種訴訟途徑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也有同時采用兩種 途徑的，本案乙公司即同時選擇刑民兩種手段維權。乙公司在經(jīng)濟糾紛 發(fā)生后，首先選擇刑事報案，公安機關也對張某榮、張某增以涉嫌合同 詐騙罪刑事立案。之后，乙公司又以同一事實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阜 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在被告缺席審判情況下作出民事判決， 認為乙公司雖以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張某榮涉嫌合同詐騙罪報案，但在 民事訴訟中，作為受損害方的乙公司并未主張撤銷其與丙公司的買賣合 同，故本案買賣合同合法有效。張某榮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不影響丙 公司和張某榮承擔民事責任，民事判決亦不影響張某榮承擔刑事責任。 此后，在民事判決執(zhí)行不能的情況下，在被告人到案后，阜陽市中級人 民法院又對基于同一事實提起的公訴案件作出刑事判決，認為不能因為 民事判決認定張某榮承擔民事責任就免除其刑事責任，原民事判決并不 影響對被告人行為是否構成刑事犯罪的認定。
我們認為，對于行為人涉嫌或者構成犯罪的行為造成被害人損失， 被害人基于同一事實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引發(fā)的刑民兩種訴訟程序選擇沖突案件，原則上應當在刑事訴訟中通過予以追繳、 責令退賠，或者就物質(zhì)損失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加以解決，如此，既能有效地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能維護司法權威，謹防當事人濫用 訴訟權利，浪費司法資源。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法釋〔2021〕1號)第一百七十六條規(guī)定：“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chǎn)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 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該規(guī)定本質(zhì)上是基于維護法秩序統(tǒng)一，避免重復訴訟和刑民裁判沖突的考慮，明確由刑事程序吸收或者排斥民 事程序，即不允許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而是在刑事程序中統(tǒng)一解決相應民事權利救濟問題。
本案中，乙公司基于同一事實既向公安機關報案，又提起民事訴訟， 同時選擇刑民兩種手段維權。受案法院如已掌握刑事立案情況，對民事起訴應當依法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受案法院在未掌握刑事立案的情況下，對民事訴訟作出判決，在同一案件又被提起公訴時，人民法院經(jīng)審理，如認為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應依法對其宣告無罪，不影 響原民事判決的效力；如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應同時啟動審判監(jiān)督程序，撤銷原民事判決，對被害人的損失依據(jù)《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guī)定進行處理。
(撰稿：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 王章來 宋興林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 方文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