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08年第4輯，總第63輯）
[第496號]俞某1綁架案-綁架犯罪人綁架他人后自動放棄繼續(xù)犯罪的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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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1.如何認定綁架罪的犯罪既遂？
2.綁架他人后自動放棄繼續(xù)犯罪的行為如何量刑？
三、裁判理由
（一）犯罪分子綁架人質的行為一經完成，就構成犯罪既遂，之后主動放棄繼續(xù)犯罪并釋放人質的行為，屬于犯罪既遂后的補救措施。
對于綁架犯罪既遂的標準，目前理論界主要有三種觀點：其一是目的既遂說，認為綁架罪的法定構成包括綁架的手段行為和勒索財物或其他目的行為兩方面，根據(jù)刑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只要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危害結果發(fā)生，即成立犯罪中止，那么，在綁架目的行為尚未實現(xiàn)、結果尚未發(fā)生之前，都應當給予行為人可以自動有效地防止危害結果發(fā)生的機會；其二是復合行為說，認為根據(jù)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原理，勒索財物或提出非法要求的主觀目的決定了與之相對應的客觀目的行為的存在，須實施了綁架和勒索財物或其他目的行為，才能構成既遂；其三是單一行為說，認為只要行為人以勒索財物或其他非法目的，實施了綁架并控制他人的行為，即屬犯罪既遂。
我們同意第三種觀點，理由在于：首先，基于罪刑法定原則，我國刑法學界通說認為，犯罪行為具備分則條文法定的全部構成要件是認定犯罪既遂的標準。根據(jù)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的規(guī)定，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構成綁架罪。據(jù)此，綁架罪的實行行為僅是綁架這一單一行為，而勒索目的則屬于主觀目的要件。目的要件在司法中能夠充分證明即可，并不要求必須有相應的實際行為。提出勒索要求或者實施了勒索行為，是勒索目的的具體體現(xiàn)，但也只是勒索目的的一種認明方式。因此，行為人著手實行并完成了綁架他人的行為，就充分了綁架罪的實行要件，應構成犯罪既遂。其次，確立這樣的既遂標準，符合刑法嚴懲綁架這一嚴重刑事犯罪的立法意圖。刑法將綁架罪規(guī)定為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說明其首要保護的法益是公民人身權利。因為犯罪行為人一旦成功實施綁架他人的客觀行為，便控.制了他人的人身自由，對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重大威脅，嚴重侵害刑法所保護的法益，以之作為既遂標準，符合綁架罪的法益保護要求。至于勒索財物或者其他不法目的，僅是刑法分則所描述的實施綁架犯罪客觀行為時的主觀目的要件，不宜擴張引申為必須實現(xiàn)犯罪目的方能構成犯罪既遂，否則，會出現(xiàn)對于綁架行為已嚴重侵害刑法所保護的公民人身權利，卻因沒有實施勒索行為或沒有勒索到財物，便無法按照既遂犯予以處罰的情形，致使重罪輕判、罰不當罪，有違刑法嚴懲綁架犯罪的立法本意。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俞某1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以誘騙的方式實際控制了被害人，已然完成了刑法所規(guī)定的綁架罪全部主客觀構成要件，對被害人的人身權利構成了實質性侵害，而且實施了向被害人家屬的勒索行為，足以認定構成綁架罪既遂。之后，其不再繼續(xù)勒索財物，且將人質安全送回，均為犯罪既遂后的補救措施，系自動放棄繼續(xù)犯罪，但不能認定為犯罪中止。故法院依照刑法關于綁架罪的規(guī)定，對俞某1所犯罪行作出既遂的認定是正確的。
（二）被告人自動放棄獲取贖金、將被害人安全送回，對其可經法定程序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規(guī)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guī)定的減輕處罰情節(jié)，但是根據(jù)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這就是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特別減輕處罰制度。適用特別減輕處罰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實體要件，即個案中出現(xiàn)法定情節(jié)之外的特殊情況，需要減輕處罰；二是程序要件，即須逐級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俞某1的犯罪情節(jié)符合適用特別減輕處罰的實體要件，可以對其適用特別減輕處罰。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從罪責刑相均衡角度出發(fā)，應當對被告人俞某1適用特別減輕處罰。綁架罪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公民人身權利的罪行，刑法為了嚴厲打擊綁架犯罪，規(guī)定完成綁架他人的行為即構成犯罪既遂且配置了較重的法定刑。這是因為，常態(tài)下的綁架犯罪，犯罪既遂后，犯罪實害行為仍在繼續(xù)，犯罪人還將繼續(xù)控制被害人，以保證勒索財物的目的或者其他目的順利實現(xiàn)。在此過程中，犯罪人不僅繼續(xù)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而且嚴重威脅著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隨時可能對被害人造成更加嚴重的侵害。但在本案中，被告人俞某1實施綁架犯罪的情節(jié)、性質、危害及體現(xiàn)出來的人身危險性，均輕于一般的綁架犯罪，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1）犯罪既遂后，俞某1主動放棄繼續(xù)犯罪，并實施了一系列補救措施。如放棄繼續(xù)勒索，在獲取贖金之前，自動放棄對被害人的人身控制，并將被害人安全送回。也就是說，其犯罪目的和對被綁架人的人身侵害均已經自動終止。（2）其所實施的綁架手段對被綁架人的實際危害較小。俞某1實施綁架的手段是拐騙而不是暴力，且控制被綁架人的時間較短，在控制期間既未對被綁架者實施威脅，也未實施暴力，僅以被綁架人在其處進行勒索，而未以“撕票”等人身侵害手段相威脅，對被害人及其親屬的身心傷害相對較輕。（3）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俞某1能及時醒悟，不再繼續(xù)犯罪，且將人質安全送回，作案后認罪態(tài)度較好，確有悔罪表現(xiàn)等具體情節(jié)，均體現(xiàn)了其相對較小的人身危險性。綜上，如果對俞某1在法定刑范圍內量刑，即使對其判處最輕的刑罰即有期徒刑十年，也仍顯量刑過重。因此，根據(jù)其犯罪情節(jié)，應當對其適用特別減輕處罰，以實現(xiàn)罪刑均衡。
其次，對被告人俞某1適用特別減輕處罰，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于常態(tài)的綁架犯罪，我國刑法在定罪、量刑、行刑三方面均表達了從嚴懲處的態(tài)度，不僅規(guī)定完成綁架他人的行為即構成綁架既遂，配置了極高的法定刑，而且規(guī)定在法定刑范圍內處刑的綁架罪犯不得假釋。這體現(xiàn)了刑法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的一貫刑事政策。但是，嚴打并不是刑事政策的唯一內容，寬嚴相濟則始終是刑事政策的完整內涵。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相濟，既凸顯嚴厲打擊的震懾力，又要發(fā)揮從寬政策的感化力。就綁架罪來說，刑法之所以在定罪、量刑、行刑諸方面作了較為嚴厲的規(guī)定，其最核心的宗旨是最大程度保護被綁架人的人身安全。刑法在綁架罪的刑罰配置上已經對寬嚴相濟政策有所體現(xiàn)，如致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刑法配置了絕對死刑條款，而如果被綁架人沒有死亡的，則不適用死刑。這就顯示，刑法對綁架罪的懲罰，重在保護被綁架人的人身安全，被綁架人是否死亡是對犯罪人是否適用死刑的標準，體現(xiàn)了對人生命的特殊保護。也就是說，只要沒有造成被綁架人死亡結果，法律就給犯罪人生的機會。
就此推論，在沒有發(fā)生致被綁架人死亡結果的情況下，雖然法定刑范圍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但是對被綁架人的人身侵害程度不同，量刑肯定不同。問題是，只要實施了綁架犯罪，在沒有法定從寬量刑情節(jié)的情況下，起刑就是十年有期徒刑。在實踐中，綁架犯罪的個案情況很復雜。如，在對被綁架人的人身侵害上，有致人重傷且造成嚴重殘疾、一般重傷、輕傷、輕微傷和沒有造成傷害的程度之分；在犯罪手段上有暴力、威脅，威脅但未使用暴力，既未威脅也未使用暴力之分；在其他犯罪情節(jié)上，有是否實施勒索行為，是否采取補救措施，是否主動終止繼續(xù)犯罪的區(qū)分。對于上述不同情況下的綁架犯罪，顯然不能簡單、機械地一律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范圍內量刑。有觀點認為，只要罪犯實施了綁架行為，就應以嚴打的高壓態(tài)勢，一律給予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有利于有效地遏制此類犯罪的發(fā)生。我們認為，這種觀點只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在綁架犯罪行為已經實施的情況下，如何給予犯罪分子一定的悔過出路，就能最大程度地保護被綁架人的人身安全。對那些綁架情節(jié)較輕，沒有對被綁架人實施暴力、威脅行為的，應該給予從寬的刑事處罰，并且要寬得足以引導和鼓勵已經實施了綁架犯罪的罪犯作出放棄犯罪、不傷害被綁架人的選擇。而刑法對綁架罪規(guī)定起刑即十年有期徒刑，在發(fā)揮這方面作用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對某些情況特殊的案件啟動特別減輕處罰程序，本案就是一個典型適例。如前所述，被告人俞某1綁架犯罪既遂后，具有主動放棄犯罪、將人質安全送回、悔罪表現(xiàn)較好等情節(jié)，應當在刑罰上得到一定鼓勵，以有效地保護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實現(xiàn)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如果對俞某1在法定刑幅度內從輕處罰，即使給予最低刑罰有期徒刑十年，也仍然體現(xiàn)不出因其具有明顯異于一般綁架犯罪的從寬情節(jié)而對其的處罰明顯有別的從寬處遇。此時，根據(jù)刑法總則關于在特殊情況下可核準法定刑以下量刑的規(guī)定，大膽地用足、用好從寬政策，處以輕緩刑罰，以與通常狀態(tài)的綁架罪的嚴厲處罰形成鮮明對比，來充分體現(xiàn)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綜上，法院根據(jù)本案的特殊情況，在法定刑以下對被告人俞某1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并逐級上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準確貫徹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