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03年第6輯，總第35輯）
【第270號】高某1、梁某2信用證詐騙，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案-如何理解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的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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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1.能否將國有公司的部門經理認定為國有公司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2.如何理解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的客觀要件?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梁某2作為國企公司進出口五部部門經理，進口合同的簽訂、履行由其簽章負責，屬于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符合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的主體構成要件
將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的主體規(guī)定為國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這是1997年修訂刑法的一個創(chuàng)新。據(jù)此，構成本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應無疑問。問題在于，如何理解和認定這里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對此，理論和實務均存在兩種不同意見的分歧。
一種意見認為，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兩個罪名的分立，是立法技術處理的結果，兩者共同構成完整的國家工作人員失職被騙犯罪。國家機關之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均應視為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的構成主體。
另一種意見認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作為一個法定專用名詞，源于單位犯罪處罰主體的規(guī)定，其內涵及外延明顯窄于國家工作人員。兩種意見的基本分歧在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否包括單位管理人員之外的其他責任人員。
我們同意后一種意見，理由有二：一是從相關的立法例來看，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應當有別于一般的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對應的應為國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的工作人員，而且立法上將后者規(guī)定為犯罪主體的也不乏其例，比如為親友非法牟利罪。二是從解釋的法定性、一致性的角度，應當將作為犯罪主體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與作為處罰主體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作同一理解。一方面，作為單位犯罪中特有的法定稱謂，沿用已久，不宜作突破解釋；另一方面，刑法規(guī)定中先后出現(xiàn)的名詞，宜作前后一致之連貫解釋。由此，對這里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理解，應當把握以下兩點：一是須有管理人員之身份，行使實際管理職權；二是對合同的簽訂、履行負有直接責任。其中，前者不限于單位的法定代表人，單位的分管副職領導、部門、分支機構的負責人等均屬管理人員；后者的著眼點在于對合同的簽訂與履行有無法律及職務上的責任，不在于是否具體參與合同的簽訂與履行，尤其是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的瀆職等過失犯罪中，不要求具有決定、批準、授意等參與合同的簽訂、履行行為。在本案中，被告人梁某2擔任國企公司進出口五部經理，負責五部的全面工作，在系列被騙合同簽訂過程中代表五部簽字、蓋章，且合同的簽訂與履行本屬合同行為不可分割的共同組成部分，其理應對合同被騙后果承擔管理失職之責任。因為，保證合同的真實履行，是其職務上的既定責任，而合同履行過程中不履行職責而被騙，正是其失職所致。故被告人梁某2及其辯護人關于被告人梁某2不負責合同的履行，不屬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辯解、辯護意見不能成立。
(二)被告人梁某2代表國企公司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嚴重不負責任被詐騙，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符合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的客觀構成要件，依法構成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
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作為從玩忽職守罪中分離出來的一個罪名，其客觀構成應符合以下三個方面的要件：
一是本體要件，嚴重不負責任，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不履行職責，即通常所謂的失職行為；
二是后果要件，失職行為給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之現(xiàn)實后果；
三是中介要件，或者說是附加要件，造成重大損失后果之直接原因系合同對方的詐騙行為。其中，失職行為包括當為、能為、不為三個層面的蘊意，即具有法定或者職務上的避免國家利益遭受損失的義務，正常履行職務本可避免損失，仍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義務；損失后果指的是現(xiàn)實的、具體的經濟損失。可能的、間接的、潛在的或者非經濟性的損失一般不能視為這里的損失后果。但不得將屬由合同對方的詐騙行為直接造成的損失，或者直接的損失對象是第三方，但最終責任將落到該國有單位的損失理解為間接損失。詐騙行為需以構成犯罪為充足，不能將一般的民事欺詐行為理解為這里的詐騙行為，但無需以合同對方已經被人民法院判決構成詐騙犯罪作為認定本案當事人構成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的前提，在程序上僅需認定對方當事人的行為已經涉嫌構成詐騙犯罪即可。在本案中，首先，被告人梁某2作為負責國企公司進出口五部全面工作的經理，代表國企公司與他公司簽訂、履行進口合同過程中，本應嚴格審查合同簽訂之真?zhèn)?、監(jiān)督合同是否依約履行，但由于其嚴重不負責任，對進口事項能否落實不加審查，多次與他單位盲目簽訂進口合同，向銀行申請開具信用證；合同履行過程中對信用證附隨單據(jù)真實與否不予審查，對進口事項是否落實不聞不問，任由損失頻頻發(fā)生，存在明顯的失職行為。其次，被告人梁某2的失職行為，已經造成了國企公司1116萬余美元(折合人民幣9245萬余元)的特別重大經濟損失，且該損失業(yè)已無法追回。雖然合同對方系通過信用證實施的詐騙行為，直接的詐騙對象是開證銀行，但因銀行方不屬主合同的雙方當事人，且在議付過程中并無過錯，國企公司負有償還銀行該部分被騙款項的民事責任，損失最終需由國企公司來承擔。第三，合同對方鵬昌公司非但實施了詐騙行為，且業(yè)已構成信用證詐騙犯罪，一、二審法院均對此予以了認定并作出了判決。判決雖未追究鵬昌公司的刑事責任，但必須注意到，判決是依照刑法第二百條關于單位犯罪的規(guī)定，追究被告人高某1信用證詐騙罪的刑事責任的。綜上，被告人梁某2及其辯護人關于梁某2無失職行為、國企公司的損失非其失職所致的辯解、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一、二審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梁某2構成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是正確的。
